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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65年，中国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室的马堪温、蔡景峰翻译了一本名为《中国医史》的英文著作。
据中医研究院医史研究所原所长李经纬回忆：由于该书中存在一些贬低中国传统医学的内容，有“民族虚无主义”“封资修”和“崇洋”之嫌，故而被卫生部列为批判对象。
从书中诸如“正当欧洲医学以哈维的发现为原动力，获得丰硕成果的时期，中国医学在17世纪以前的漫长时期中，实际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，直至教会医学到来后，才得以复兴”这样的内容来看，其在当时被列为批判对象，实属情理之中。
与在国内被视为“毒草”形成鲜明反差的是，《中国医史》在国际上却获得了截然不同的评价。作为第一部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力的中国医学史研究著作，该书不仅在国外多次再版，两位作者还先后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和研究院院士。
不过，翻译完成后，译者之一的马堪温认为《中国医史》不应被批判。或许是马堪温的意见发挥了作用，又或许是其他历史原因，总之，在匆匆付印十余册后，对《中国医史》的批判便不了了之。
在随后的近30年里，《中国医史》的那十几册译本与两位原作者一同，被尘封于历史的角落，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所遗忘。
《中国医史》的两位作者，一位名叫王吉民，曾任上海医学院医学史教授、《中华医学杂志》副总编辑、中华医学出版社社长、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。
而另一位，不仅在中国医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即便在世界医学史上，亦堪称声名赫赫。
他是剑桥大学首位华人医学博士，是中国现代流行病学的创立者，是首位被提名诺贝尔奖的中国人。
他曾从死神手中拯救了千千万万的中国人，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。他便是中国现代医学先驱及第一人——伍连德。
遗憾的是，直至今日，除部分医学界业内人士外，大多数中国人对他仍知之甚少，这与他为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丰功伟绩极不相称。
伍连德不仅不应被遗忘，每一个受惠于现代医学的中国人，都应铭记他、感激他。
1910年冬，一场大规模瘟疫席卷中国东三省，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夺去生命，患者伴有发烧、咳嗽、吐血等症状，迅速死亡，且死后全身皮肤呈紫红色。
这种可怕的传染病，便是曾令整个欧洲闻风丧胆的黑死病。黑死病的医学名称为流行性淋巴腺鼠疫（bubonic Plague），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恐怖的瘟疫之一。
黑死病起源于亚洲西南部，于14世纪中叶传播至欧洲，在随后的三百年间，引发了一系列波及欧、亚、非三大洲的大规模瘟疫，造成约7500万人死亡。
在死亡阴影笼罩的三百多年间，中世纪欧洲约三分之一的人口死于该瘟疫，以至于黑死病成为了死神的代名词。
尽管后来欧洲人逐渐从黑死病的困扰中恢复生机，但这种由细菌引发的烈性传染病，直至1947年用来医治鼠疫的首选药物链霉素被发现之前，始终是一种不治之症。
事实上，1910年爆发的这次东北鼠疫并非近代中国的首次鼠疫大爆发。从战争到新中国成立，不一样的地区每年均有鼠疫流行的记载。
疫情波及昆明、大理、澄江、武定、楚雄、蒙化、普洱等府、厅，从1855年至1884年，因鼠疫死亡的人口总数达147.2万。
此次疫情起源于云南，在广州大规模暴发，随后波及香港。在香港，此次疫情造成约两千至五千人死亡，而广州的死亡人数则超过十万。以至于留下了“死亡之多实百余年来所未见”“羊城鼠疫流行，蔓延远近，人触其气，病辄死，日以百数计，医者束手”的记载。
有认为是温病者，有称是寒疫者；有主张血分热毒，以凉血解毒之法治之者；有称疫病分为初、中、末三段，以三焦论治者；有从燥邪之说，主张分气血而治者；更有标新立异者，如中医名家黄仲贤在《鼠疫非疫六经条辨》中称：“是书名曰鼠疫非疫者，以鼠疫乃鼠之患疫也，非疫乃人之病，而非疫也。”——不但难以达成共识，甚至相互指责。
常规的如防风通圣散、普济消毒散、金银花银翘散、清瘟败毒散、解毒活血汤、升麻鳖甲汤等等。
对于治疗结果，中医大师们同样是信心十足。易巨荪所著《集思医案》中称使用升麻鳖甲汤承证加减治疗“分发患者，活人无算”，谭次仲则在《中医与科学》中宣称：此法治鼠疫效果达百分之六十至八十，他本人应用此经验亦曾治愈过两例。
应香港政府的求助与邀请，前往香港进行传染原理研究的法国传染病专家亚历山大·耶尔森与日本的细菌学家北里柴三郎先后发现，导致这次鼠疫的病原，是由鼠疫杆菌引发的腺鼠疫。
这一波起始于云南，波及粤港，后传至世界各地，包括亚洲、欧洲、美洲和非洲六十多个国家，于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，造成千万人以上死亡的鼠疫大流行，在历史上被称为“第三次鼠疫大流行”。
始于1910年底的这次东北鼠疫，正是处于这次大流行阶段的一次地区性大规模暴发。
其次，当时的东三省，拥有全中国最为发达的铁路网络，一旦鼠疫随着铁路扩散至全国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所以，必须将疫情控制在东北，避免造成大规模扩散进而引发全国性暴发。
更重要的是，当时的哈尔滨已部分被俄国所控制，背后还有虎视眈眈的日本，两国在边境陈兵对峙，都企图借这次机会控制东三省，而清政府唯有尽快扑灭疫情，才能避免遭到进一步侵略。
在所有候选人中，有的资历不足，有的能力不够，有的畏惧这一重任——怎么样找到一个在资历、能力、健康等方面都合适，又勇于承担相应的责任的防疫负责人，让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的清廷极为苦恼。
按资历，兼任陆军军医学堂总办的军医司司长徐华清最有资格，但彼时徐华清已经49岁，身体健康情况不允许他胜任此职。
论能力，身为清朝第一位医科进士的谢天宝最为合适，但谢天宝以要求拨发巨额安家费为由，拒绝了清廷的任命。
在这一艰难局势下，近代著名外交家、时任外务部右丞的施肇基，向清廷举荐了彼时还默默无闻的归国华侨伍连德。
伍连德于1879年3月10日出生于英属马来亚槟榔屿（今马来西亚槟城州），原籍广东台山，为报效祖国，于1907年回到中国。
当时的伍连德，虽然已经在剑桥大学取得了医学博士学位，是国内屈指可数的几位研究细菌学的现代医学专家之一，但由于归国不到两年且年纪尚轻，在当时的陆军军医学堂担任副校长，为陆军培养军医。
要知道，彼时伍连德结婚不过五年，长子年仅四岁。在此种情形下，让他抛下娇妻幼子赶赴抗疫前线，实无异于将一只脚踏入棺材。无论是感染当时无药可医、染者必死的鼠疫，还是因抗疫失败致使生灵涂炭，进而引发列强入侵，均是常人难以承受之后果。
我们常言，一个勇于为国家和民众牺牲自身利益乃至生命之人，堪称义士，怀有这般情怀者，并不多见；一个具备才华与能力、能够成就大事之人，可称能者，这样的人更为稀少；而兼具义士情怀与能者才干之人，则是凤毛麟角、世间罕有的大英雄。
在那个寒冷的冬日，伍连德仅携一名助手，在与家人依依惜别后，登上了开往哈尔滨的火车，毅然北上。
其一，始于哈尔滨傅家甸的疫情已极为严重。在伍连德到任之前，已有六万人死于鼠疫，且每日因感染鼠疫死亡的人数持续增加。由于当地官员缺乏对鼠疫防治的科学认知，未采取任何防疫措施。
其二，彼时在东北势力盘根错节的日俄两方，一方包藏祸心，一方对中国医生的能力极为轻视，伍连德难以获得他们在医学方面的支持。
此外，哈尔滨当时的医学研究条件极差，不仅难以找到一间像样的医学实验室，而且依照当时的法令，解剖尸体是被禁止的。
我国向来有“死者为大”的传统，自古以来，无论民间还是官方，均将解剖尸体视为大逆不道、有悖人伦之举，予以严厉禁止。
也正因如此，中国传统医学对人体生理构造了解不详，只能凭借想象来认识人体，由此诞生了虚无缥缈的所谓经络系统。
左：明代杨继洲《针灸大成》中的人体解剖图（1601年）右：维萨里《人体的构造》中的人体解剖图（1543年）
于是，在1910 年 12 月 27 日，伍连德在哈尔滨傅家甸贫民窟的一个房间里，实施了现代医学史上中国医生的首例人体解剖。
解剖工作顺利完成后，伍连德通过专程携带的贝克显微镜，辨认出器官切片中的鼠疫杆菌，确认了此次疫情的病因 ——鼠疫。
确认病因后，伍连德一面加紧对鼠疫的研究，一面向清廷提出如下主要防疫措施：
首先，与以往鼠疫的传播途径不同，此前鼠疫的传播途径为老鼠→跳蚤→人，而此次鼠疫是通过一种名为旱獭的动物传播给人类的。
其次，与以往的鼠疫类型——腺鼠疫不同，此次流行的是一种新型鼠疫——可以通过呼吸系统传播的肺鼠疫。
这也是此次鼠疫传播速度更快、感染能力更强的原因，同时也表明，以往通过大力灭鼠来控制疫情的方法已不再适用。
伍连德这种不拘泥于旧有认知的观点，遭到了其他医生的反对，首当其冲的便是从天津赶来增援的北洋医学堂首席教师、法国人迈斯尼。
出于对中国医生的轻视，以及凭借以往参与印度、香港、唐山鼠疫防控的经验，迈斯尼坚决反对伍连德的“肺鼠疫”理论，并要求伍连德让出东北防疫指挥权。
除迈斯尼外，其他来自俄国、日本、中东的专家和医生均不认同“肺鼠疫”观点，伍连德与清廷所承受的压力可想而知。 往昔遭遇类似情形时，清廷非常有可能顺应列强要求，将东北防疫总指挥替换为迈斯尼。然而此次，在施肇基的坚定支持下，伍连德继续主持东三省的防疫工作。
恼羞成怒的迈斯尼为证明伍连德有误，未佩戴口罩便检查病人。三日后，迈斯尼出现头疼、发烧、咳血等症状，经检查确诊感染鼠疫。又过三日，迈斯尼离世。尽管他因循守旧、傲慢无礼，但毕竟为中国抗疫事业捐躯，同样值得敬重。
迈斯尼的去世使伍连德深感防疫工作刻不容缓，每延误一日，便会有更多人失去生命。于是，伍连德迅速组织防疫队伍，部署并落实防疫措施。
值得提及的是，这支由医生、医学生、中医、警察、消防员、杂役、厨师、士兵等人员构成的防疫工作队，首次采用现代口罩作为防护手段。
早在中世纪欧洲，为抵御黑死病，部分医生便开始佩戴鸟嘴型面具，但其最大的目的并非阻断呼吸道传播，而是避免被死神“带走”，严格来讲，这并非科学意义上的口罩。
至19世纪末期，随着细菌与病原体的发现，医生在手术时会佩戴纱布制成的面罩以防感染。
而伍连德是首位运用口罩阻断呼吸道传播的医生。为防止病菌通过飞沫传播，伍连德在医用纱布中填充药棉，发明了现代口罩的雏形——伍氏口罩。
然而，在实施消毒、控制交通、隔离病患、佩戴口罩等一系列措施后，哈尔滨的疫情仍未见明显好转。此时，部分民众乃至防疫工作队的一些成员，对伍连德的信任开始动摇。
面对未知困难，伍连德并未退缩，反而奋勇向前。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，伍连德敏锐地察觉到，仅隔离病患是不够的，那些杂乱堆积在坟场的尸体，亦是巨大的传染源。于是，伍连德决定集中火化尸体。
在20世纪初，大清尚未覆灭，传统观念依旧根深蒂固，解剖一具尸体尚且需秘密进行，要火化如此多的尸体，所遇阻力可想而知。伍连德不仅遭遇民间重重阻碍，朝廷的大臣遗老们也一致表示反对，唯有伍连德的伯乐——施肇基除外。
在施肇基的据理力争下，摄政王载沣最终妥协，同意拟旨准许伍连德火化疫毙者尸体。
1911年春节，伍连德在多方协作下，将堆积在哈尔滨傅家甸坟场的2200具尸体进行了火化。
疫毙者尸体火化后，哈尔滨的感染死亡人数终于开始下降。随后，包括满洲里、长春等东三省别的地方，也陆续实施了包括火化尸体在内的一系列防疫措施，东三省因鼠疫导致的感染死亡人数终被完全控制。
在与死神的殊死较量后，这场蔓延东三省、持续半年、夺去六万人生命、威胁数百万人的大瘟疫，被伍连德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奇迹般地平息。
从以往每次鼠疫大暴发的死亡人数来看，称伍连德拯救了数十万乃至数百万中国人的生命，毫不夸张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当时多数中医不认可伍连德的科学防疫措施，但仍有9名中医出于对伍连德的信任，加入防疫队伍，其中4名在防疫工作中不幸殉职。
要知道，在伍连德之前，中国传统医学与现代医学界相互抵触，中国的医务工作者在世界主流医学界眼中，不过是冥顽不灵、愚昧无知的象征。
1911年4月3日，因东北抗疫取得伟大胜利，中国历史上首次国际学术会议——万国鼠疫研究会于沈阳（彼时称作奉天）召开。
会议期间，主席伍连德获前来参会的各国科学家一致赞誉，称其为“鼠疫斗士”。
自人类与鼠疫展开殊死搏斗的1400年来，首位获此伟大称号者为中国人伍连德。伍连德堪称全体中国人的骄傲。
抗疫胜利后，鉴于鼠疫在当时仍属不治之症，伍连德并未认为可以自此高枕无忧，他认为防疫工作才刚刚起步。于是，伍连德于中华大地开展了一系列现代医学及防疫系统的创建工作。
1915年，伍连德与颜福庆等人共同发起成立中华医学会，并创刊《中华医学杂志》。伍连德担任中华医学会书记兼《中华医学杂志》总编辑，编撰了文章开头提及的《中国医史》，以及《鼠疫概论》《霍乱概论》等专著。
1918年，伍连德出任中华民国北洋政府中央防疫处处长。同年，伍连德筹建北京中央医院（今北京大学人民医院），并成为首任院长。
1926年9月9日，伍连德创办滨江医学专科学校（哈尔滨医科大学的前身），担任首任校长，这是中国东北地区由中国人自办的首所医学高校。
1929年，在伍连德的倡导与推动下，中国与国际联盟卫生处达成协议，收回海港检疫主权，并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，伍连德出任该处处长兼上海海港检疫所所长。
除推动现代医学在中国落地生根，伍连德始终对传染病保持高度警惕，在其领导下，多项国内重大疫情先后得到控制，这中间还包括1917年绥远鼠疫、1919年哈尔滨霍乱、1920年中国东北鼠疫，以及1932年上海霍乱。
学术方面，伍连德同样享誉国际。凭借卓越的学术造诣，伍连德先后获上海圣约翰大学、香港大学、日本东京医科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，当选苏联科学院名誉院士、苏联微生物学会外国会员。
1935年，因“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，尤其是发现了旱獭在其传播中的作用”，伍连德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。
需特别说明的是，尽管伍连德出生于马来西亚，且具有英侨民身份，但在诺奖候选人资料表“国家”一栏，他填写的是“中国”。即就已公开资料而言，他是首位获诺贝尔奖提名的中国人。
梁启超如此评价他：“科学输入垂50年，国中能以学者资格与世人相见者，伍星联博士一人也。”
剑桥大学历史学家莫里斯则表示：“他是这样一个世界上，最勇敢无畏、最伟大且拯救人数最多的医生。”
1937年“七七事变”后，日本侵略者侵占大半个中国。曾在1931年“九一八事变”中拒绝与日本人合作、被日军诬为间谍的伍连德，只得痛苦地离开中国，举家返回马来西亚。
“我曾将大半生奉献给古老的中国，从清朝末年到民国建立，直至统治崩溃，往昔之事在我脑海中历历在目。新中国政府的成立，使这个伟大的国家永远幸福繁荣……”
英国《》评论道：“他是一位伟大的人道主义斗士，没有比他留给世人的一切更可以让我们引以为傲的了……”
《英国医学周刊》的悼词称： 伍连德的辞世，令医学界痛失一位传奇人物。他毕生为我们所付出的一切，我们无以为报，唯有永存感激。
2021年3月10日，谷歌将其首页图像替换为伍连德的相关联的内容，以此纪念他为人类抗疫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。
回溯至1965年，身为《中国医史》译者之一的马堪温，提出不应批判这部著作。
我们无从知晓，他是在翻译过程中被伍连德伟大的一生所触动，还是因其他缘由而转变想法。
所幸，那般荒谬之事终究未曾发生。然而，岁月的尘埃还是将这位所有中国人都应铭记的人物掩埋。
1990年，中国微生物学会收到国际微生物学会联盟的来信，查询其创始人之一伍连德的资料。
令人难以置信的是，时任中国微生物学会代秘书长的程光胜，对该学会创始人之一的伍连德竟全然不知。程光胜查阅各类资料后，发现伍连德已鲜少出现在中文出版物中。
程光胜受《中国教育报》邀约，撰写了介绍伍连德及其在东北防治鼠疫的文章。此时，距离伍连德最后一次离开中国，已逾半个多世纪。
在此期间，接受过现代医学教育的优秀医学工作者层出不穷，甚至有人荣获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。
得益于现代医学的扎根与发展，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超过75岁，中国的医疗防疫事业也已具备应对全球性病毒大流行考验的能力。
这一切，皆应归功于那位一百多年前回到中国、身形瘦小却内心无比伟岸的无双国士。
注：感谢王哲博士所著的《国士无双伍连德》，使我首次真正了解伟大的伍连德博士，本文内容多处参考该著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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